柬埔寨的冠状病毒自满情绪可能会造成全球损失

一艘游轮停靠在柬埔寨之后,乘客无遮挡地从船上驶下,人们越来越担心该国可能成为传播媒介。

威斯特丹号巡洋舰星期一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停靠。
威斯特丹号巡洋舰星期一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停靠。
汉娜·比奇(Hannah Beech)

威廉五·比奇 2020年2月18日

柬埔寨西哈努克市-情人节那天,当柬埔寨总理在冠状病毒恐慌之中乘游轮向乘客致意时,拥抱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防护口罩。

洪森首相不戴任何人,保证船上没有病毒,他的保镖下令戴上口罩的人将其脱下。第二天,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帕特里克·墨菲带着自己的家人向从船上驶来的乘客致意,他也变得面目全非。

墨菲说:“我们非常非常感激柬埔寨实际上向需要帮助的人开放了其港口和大门。”

但是,在数百名乘客下船后,一名乘客后来被检出冠状病毒阳性。现在,卫生官员担心柬埔寨向其敞开的大门是疫情的爆发,而世界可能会为从威斯特丹号巡洋舰驶往家中的乘客付出代价。

美国总统弹劾案:参议院宣布特朗普无罪

威廉五时时报》2020年2月16日

周三,参议院就弹劾案宣布特朗普无罪。
周三,参议院就弹劾案宣布特朗普无罪。

周三,分裂的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特朗普滥用职权、妨碍国会调查的两项弹劾指控,宣布他无罪。在此之前,在长达五个月的听证和调查中,大量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的往来关系已被揭露出来。针对两项指控的投票均远低于罢免第45届总统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经过三周的辩论后,裁决成了政党立场之争。所有民主党议员均对这两项指控投“有罪”票;共和党人则对“妨碍国会调查”的指控一致投出“无罪”票,只有一名共和党人——犹他州参议员米特·罗姆尼违背了他的政党,投票判定特朗普犯下“滥用职权”罪。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对总统进行弹劾审判,也是第三次作出无罪裁决。它结束的方式与它开始的方式一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争执不休。针对特朗普的行为和任职资格,两党分歧明显,尽管共和党内有一些人也认为他试图向乌克兰施压以抹黑政治对手。特朗普并未直接对无罪裁决作出表态,但他随后在Twitter上宣布周四将在白宫发表公开声明,内容是关于他所谓的“我们国家对这场弹劾骗局取得的胜利”。

民主党领导人表示审判结果是不合法的,是共和党人自私掩盖的产物,并承诺继续对特朗普进行调查。总统的共和党盟友则对民主党人推进弹劾程序予以严厉指责,称他们是在以挽救国家的名义破坏它。

新冠疫情简报:香港一间抗疫诊所遭袭击

香港一家被指定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疑似病例的诊所在周五凌晨遭纵火。

香港医管局对荃湾这家诊所遭到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警察发言人称事件发生在凌晨,诊所的大门被烧焦。截至周五,香港共有确诊病例56例。由于担心疫情暴发范围更广,居民们一直在一些被指定用来治疗新冠病毒轻症患者的诊所中进行小规模抗议活动。上个月末,在抗议者在大厅放火后,政府搁置了一项将空置住房项目改造成检疫设施的计划。随着公众的愤怒和焦虑加剧,许多居民指责港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遏制病毒的传播,包括拒绝迅速下令彻底关闭与中国大陆的边界。

上个月初,埃及检疫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开罗国际机场准备对乘客进行体温检测。
上个月初,埃及检疫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开罗国际机场准备对乘客进行体温检测。

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全球国防开支正在上升

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士兵,于2019年3月在柏林合影
图片说明德国占欧洲国防开支增长的三分之一

2019年,全球国防支出比2018年增长了约4%-十年来最高的同比增长。

这些数字已包含在今年的“军事平衡”中,这是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年度出版物,该出版物将于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布。

适当地,欧洲的国防支出也在上升,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约4.2%。这全都是世界变化和州对州竞争的回归的反映。

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开支在2019年均增长了6.6%,尽管美国的增长率正在加速增长,而中国的增长率却在放缓。

响应北京作为区域超级大国崛起的趋势,亚洲的国防开支已经增长了几年。在该地区GDP增长的带动下,亚洲的总体国防支出在十年内增长了50%。

军事平衡主张,国防辩论仍然由不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主导。它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正在受到挑战,这种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特征。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上握手
图片说明INF条约-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反核条约-去年失效

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解散了从冷战继承下来的军备控制协定的结构。军事平衡指向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的消亡,这是由于俄罗斯的违反和美国对中国这类武器的日益关注引起的。北京不是原始条约的缔约国。

军事平衡表说,观察家们正在向莫斯科和华盛顿“紧张地看”,看看军备控制体系的主要剩余要素-新的START条约是否会得到更新。该协议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到期,并且是唯一存在的限制两个核大国战略武器库的协议。

对俄罗斯行为的不安情绪日益加剧,是促使北约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这还增加了美国巨大的压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很少错过谴责他认为华盛顿的欧洲盟友空手而归的机会。

欧洲的支出正在增长-但即使在2019年,支出也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所观察到的水平,尽管《军事平衡》指出,越来越多的钱正在缓慢地用于采购,研发。

图形化

IISS称,德国曾受到特朗普的严厉批评。德国占欧洲国防开支总体增长的三分之一。据计算,德国国防开支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约9.7%。但是,柏林仍未达到北约将国防支出占GDP的2%的目标。军事平衡计算得出,目前只有七个北约成员实现了这一目标:保加利亚,希腊,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英国。

军事平衡表彰了军事技术的重大进步。现在正在服役或已取得成功的系统。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现在都在使用无人驾驶飞机(UAV)的相对普遍性促使人们对反无人机系统重新产生了兴趣。

在战略层面上,俄罗斯和中国似乎都在部署高超音速滑行车和高音速巡航导弹。超高速系统威胁着推翻导弹防御效能的计算。

2020年1月,美军无人机在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艾因阿萨德空军基地
图片说明无人驾驶飞机的普遍使用引起了人们对反无人机系统的兴趣

今年的军事平衡还指出了当今的基本战略问题之一,人们担心“竞争者国家”现在正在使用“通过在战争阈值以下行动来实现效果的战略”。

这表明俄罗斯最初进入克里米亚。否认参与乌克兰东部;在英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以及据称的选举干预。它以伊朗的活动为例,特别是它通过第三方进行战争的能力。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难与常规的军事对策相对。

正如《军事平衡》总结的那样:“它们不仅要重视发展适当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且还要增强装备和军事力量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决策的适应性和弹性。”

台湾肺炎防疫困境与中国未从SARS中学到的教训

2020年2月14日

1月,台北的一个捷运站。截至目前,台湾已确诊了超过10名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台北的一个捷运站。截至目前,台湾已确诊了超过10名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近日,两岸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产生一系列摩擦,使得公卫防疫又蒙上了政治考量的阴影。本周一,中国终于允许台湾包机撤离上百名滞留武汉的民众。台湾花了一周的时间获得中方的批准,期间,一名台商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被留置在武汉的医院中接受治疗。在日、美、澳及各国纷纷以专机撤侨时,台湾海基会申请包机自武汉撤回台湾人,但在第一时间并未被允许,因为这与中国认定的两岸“一中”原则不符。同样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台湾在武汉肺炎防疫上具有更大挑战,因为多年来台湾因中国政府阻碍而无法加入世卫组织(WHO),并常被排除在许多防疫专家会议之外,包括此次武汉的疫情专家会议。台湾政府自认为对全球新型疫情的资讯掌握明显不足。周三,中国国台办发布声明称,陆方在防疫工作中与台湾保持沟通,一直即时通报信息。对此,台湾陆委会于同日驳斥陆方说法与事实不符,并批评中共对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干预。

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暂时禁止了口罩的出口,这项举措也引发一些大陆人的反弹,并促使一些台湾艺人抨击这项政策是不人道的,反过来,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被批评过于“亲中”。

这一系列事态发展让我们不禁要问:自SARS以来,中国在妥善应对像是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大规模疫情时真正学到了多少?而台湾政府以及两岸在携手抗击疫情上又是如何?作为SARS期间台湾的疾病管制局局长,我亲身体验到了这场危机如何被扭曲地处理,以及政治与外交博弈对于防疫工作造成的阻碍。在那之后,即使一些事情有所改善,但遗憾的是,还有更多的方面仍未见进展。这由今次肺炎疫情可以看出。

台湾在2003年SARS时受到重创。2002年11月,SARS在中国广东佛山首发,2003年3月底在香港暴发,虽然当时香港大学及美国疾管署已证实SARS由变种冠状病毒引起,但世卫组织直到当年4月中旬仍维持SARS确定病例须有到中国及香港疫区旅游的经历。当时,台湾和平医院的第一例本土案例是被来台的香港病人传染的一位妇女,但是因这位妇女无疫区旅游史,依世卫当时公布的SARS定义,她未被列为SARS病例,也因此未受隔离。后来,这位妇女的病例导致了台北和平医院的严重疫情及封院,引起医护人员及病人恐慌,病人在一夕间纷纷逃离。当时我还在任台湾疾管局昆阳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并已由实验室确认该妇女的SARS冠状病毒诊断,但台湾的有关部门仍认为应依世卫的SARS定义处理,这件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

2003年SARS期间,记者在北京的一间医院通过窗户看着隔离病房中的病人。
2003年SARS期间,记者在北京的一间医院通过窗户看着隔离病房中的病人。 

另外,台湾的防疫专家因未能参与世卫组织的会议,4月中当世卫进行SARS定义修正时,未能即时掌握资讯而铸下了大错。当年4月20日前,台湾政府在报告本地SARS病例上踌躇不前,以便在防控SARS上保持良好的记录,并试图以此参加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在这段期间,政治掺入了台湾对SARS的防治。直到4月22日的和平医院暴发大规模感染后,台湾政府才开始保持开放透明的态度。


世卫一直到当年4月底和平医院及高雄长庚医院疫情发生后,才派专家到台湾了解疫情,台湾也才获得许可加入世卫的SARS专家视讯会议。2003年5月中,台湾由世卫专家会议得知病患发烧后两天SARS才会人传人的重要资讯,防疫体系终于依此资讯进行发烧病人的隔离政策,进而成功控制了SARS。2003年7月SARS后,台湾政府拨出专款进行防疫体系的强化、防疫医师制度的建立及对新型疫情的应变准备,包括启动国安疫苗自制、抗病毒药物及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储备等。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之际,台湾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一样,已有自武汉输入的病例及群聚感染,但截至2月6日,尚未有继发的社区感染。防疫单位及政府部门除了要处理口罩需求之过度反应,及台商回台与陆生来台就学的隔离及防疫之外,尚能依疫情演变而有条不紊地进行防疫,以阻绝疫情于境外。自SARS后,台湾强化的防疫能量能否应付武汉肺炎疫情未来的发展,仍待审慎观察。由于台湾在2003年5月底成功的抗煞经验,世卫派来的专家凯西·罗斯才邀请台湾参加当年世卫在吉隆坡举行的SARS大会,并在大会会场宣布取消台湾的旅游警示区。可是随后的事态进展显示,世卫对台湾施予的正面支持其实是把台湾当棋子,以逼迫中国政府接受世卫专家赴北京视察SARS疫情。

当中国在6月初答应了世卫的要求后,世卫立即回应中国,在6月中旬取消中国的旅游警示区及疫区双重警示。依世卫规范,SARS疫区须在旅游警示区解除后一个月,且疫情完全控制后才可解除,两个警示同时解除不符合当时世卫的规范。世卫受到政治影响如此之深相当令人遗憾。即使2007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明白地规范世界各国及地区应享有参与世卫专家会议及资讯的权利,但台湾在过去几年仍必须在中国政府的允许下才能参与许多专家会议,及以观察员身分参加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此次武汉疫情世卫召开了三次紧急专家会议,台湾虽已有武汉肺炎输入病例,但仍未能参加,这是台湾在政治夹缝中的防疫困境。此次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国仍受限于盘根错节的官僚防疫体制,而在疫情资讯上延迟通报或隐瞒。疫情之所以扩大到目前难以收拾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体系未从SARS学到经验及教训,从而忽略了防疫目前可能发生的三个重要面向。其一,新型病毒疫情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及不可预测性。其次,对冬天流感季节大量流感发烧病人可能会混淆疫情,且造成医疗体系的不堪负荷,进而导致社会及民众的恐慌。第三个面向是,面临春运期的大量人口移动,尤其在封城后造成民众恐慌,加上医疗及民生物资缺乏,民众在封城前后立即大量逃离武汉,这重演了2003年SARS时期和平医院封院的氛围,而疫情也会随着人口移动传播开来。

从全球防疫的角度切入,封城、封省在中国境外疫情可能会有正向的效应,尤其是在世卫宣布武汉肺炎是全球公卫紧急事件之后。但在中国境内,武汉封城却引起了数百万居民逃离武汉,导致全国在短期内未准备好应变措施,中国其他省份同样受到冲击而沦陷。目前浙江及广东都已出现数百个确诊病例,甚至已演变成社区感染,使武汉肺炎疫情火上加油,在中国散布开来。封城之举曾在中国早期东北鼠疫的防疫上奏效,但病毒防疫与鼠疫防疫有本质上的不同。此外,考量到在现代人权的保障上,封城是否仍然适用,后续效应可以再评估。但以2003年SARS时期,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事件引起的病人逃离,继而导致疫情散布到邻近数个医院,并间接引起高雄长庚医院的大疫情的事件为例,封院、封城所引起的医护人员及社会恐慌直如人间炼狱。显然用封城或封院来防疫,必须有更细致的配套措施,才会收获正面的效果。

1月,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武汉一个已经封闭的海鲜市场。
1月,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武汉一个已经封闭的海鲜市场。 

前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在同一时间发生可能造成的冲击,是台湾2003年秋冬SARS过后,防疫单位开始思考隔年冬天流感期时如果SARS复发,加上2004年3月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三箭齐发之际要如何防疫的挑战。当年台湾最怕的防疫,想不到此次竟然在武汉同时发生,武汉防疫的困难可想而知。当年为压低流感疫情,台湾政府除增加流感疫苗的施打外,并在全球首次以抗流感药物克流感来防疫,以压低可能的发烧疫情及口罩之乱。因此,台湾在2004年冬季流感期及新春风平浪静,而幸运地是SARS也未复发,总统选举也顺利进行。这次SARS期间台湾宝贵的防疫经验,可供武汉肺炎防疫参考。此次武汉肺炎疫情中国虽然又一次严重失控,但在一些病毒学及高科技应用在诊断上的进步已有目共睹,如在冠状病毒病原之确认,以及藉由该病毒的基因定序去与SARS病毒区分,发现两者有高达80%之相似性。而且中国科学家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病毒学及临床资料发表在国际医学重要期刊,提供全球重要疫情资讯。这些病毒学资料都在疫情发生后一个月发表,展现了中国在生物科技的进步及研究人员强烈的企图心。2002年SARS在广州佛山发生时病原未能确认,直到2003年3月底SARS病原才由香港大学确认,两相比较,中国在防疫科技上与2003年相比确有天渊之别。

但可惜的是,中国这些高科技的进步并没有有效地被运用来控制武汉肺炎疫情,防疫体系反而被中国的官僚制度所击溃。这是中国在科技及经济发展之余必须去深思的地方,如果不去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及通报体系,则目前武汉冠状病毒及未来其他新疫情的发展将充满不确定性。

SARS及武汉肺炎疫情后,台湾仍须面对中国在政治以外的许多公卫及防疫问题,如对市场上野生动物贩卖管理、禽流感、猪瘟、狂犬病及防疫资讯与科技的交流。未来几个月武汉肺炎疫情将会如何演变是两岸及全球的大挑战。显然地,武汉封城及全球公卫紧急事件在未来几个月将对中国在健康、医疗、社会及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而台湾也必将会受到波及,其影响可能远大于SARS。两岸必须在此时递出共同防疫的橄榄枝,减少政治的考量,携手合作抗疫。也唯有如此,台湾未来在国际的支持及中国的善意下,才能顺利地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世卫的专家会议,为全球公共卫生作出贡献。

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书记双双下台意味着什么?

2020年2月14日

周四,武汉一家医院的医生与冠状病毒感染者在一起。
周四,武汉一家医院的医生与冠状病毒感染者在一起。

北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周四一下子撤换了湖北省的两名共产党高级官员,该省是冠状病毒暴发的中心。这是对地方政府处理危机不力的政治惩罚,这场危机似乎远未得到控制。湖北省和该省省会武汉市的书记遭到撤换,反映了习近平声势浩大的努力,他不仅要遏制这场疫情的政治和经济损失,也要平息憋在成百上千万民众肚子里的愤怒,他们已经在家里关了三周多。中共用来替换这两名官员的人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他们都有着政法背景。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用简短声明宣布了任命消息。宣布的当天,中国新冠病毒的死亡和感染人数创下了迄今为止的单日最高纪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北省感染人数统计方法的变化,但最新数据也证实了人们对疫情真实规模仍不清楚的警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视察北京的一个社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视察北京的一个社区。

“人事变动可以被解释为北京终于采取果断行动,开始了对危机的内部责任拉帆绳的过程,”悉尼洛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利德说,他用的这个航海术语有定责的意思。“但是也明显带有一点恐慌的味道。”就在前一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国最高政治机构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三次紧急会议,并宣布,政府的努力开始产生“积极成效”。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履职尽责,”习近平说。他再次将抗击新冠疫情称为一场“人民战争”。
习近平的这些让人放心的话,使官员的撤换像病例数和死亡人数的新近上升一样,变得更令人吃惊。另一个突显出类似担忧的举动是,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宣布,任命另一名习近平的亲信为国务院香港事务负责人。香港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因抗议活动而动荡不安,现在又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即使是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建立起来的日益集中的威权体制下,省委书记被免职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习近平领导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已导致数十名高官下马,但只有两名省级领导人在习近平任期内被免职,这两人都被控腐败。
最近一次发生在2017年,被免职的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重庆和北京一样是直辖市。孙政才曾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政治人物,被认为是未来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他被控“违纪”,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就在被免职的头天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官员会议,在会上巴结逢迎地把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作为该省应对疫情的指导。应勇接替了蒋超良的职位,前者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市长。现年62岁的应勇是从浙江省政坛升上来的,习近平本人爬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也是从浙江省开始的。应勇学过法律,曾在司法部门和权力巨大的公安部门担任不同的职务,包括禁毒部门和反恐部门的负责人。

周三,武汉的一家超市。
周三,武汉的一家超市。

与应勇不同,蒋超良学的是经济,当过银行家,仅在三年前,他还在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候选人短名单上。
山东省济南市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了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市长今年1月曾说,马国强提出过要辞职。但他一直留任到周四。
王忠林在山东公安部门工作过15年,后来在党内得到晋升。习近平愿意向自己熟悉的官员求助,这不奇怪。新任命的两人都有政法背景,这也不奇怪。在危机的严重程度尚不明朗之前,现在就调整官员,凸显了此次疫情给习近平,以及他作为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领导人的野心所造成的挑战。

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在接受采访时说,“为应对未来有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危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高度忠诚的人。”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在周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敦促官员尽一切可能改善湖北患者的医疗条件。与此同时,他还敦促官员确保恢复正常生产,确保实现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习近平制定的在202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再次称此次疫情是对他执政七年政府的考验。

上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视察一家新落成的医院。
上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视察一家新落成的医院。

“在这个体制的支持程度可能处于历史最低点,因为体制未能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时候,说这话是要有点胆量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说。与多年来的其他危机不同,这场疫情动摇了中共的内部政治。疫情造成干扰的下一个表现,可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数以千计的代表聚集北京,在这两个基本上是礼仪性活动的会议期间,支持中共在接下来这一年的政策议程。“两会”原定将于3月初召开,但是否能按时开会目前尚不确定。
此次疫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惧、痛苦和愤怒。
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上周的去世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李文亮因去年12月底警告医学院同学注意一种潜在的新传染病,而受到了当局的惩罚。自那时起,当局在努力控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也在大力采取行动,压制任何有着势头渐强迹象的抗议活动。
此前,习近平顶住了要求追究官员责任的异乎寻常的公开呼吁。中共只对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采取行动,在本周将他们撤换。撤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做法反映了针对更高政治级别官员的行动。这两名官员都曾在今年1月初分别主持召开了省级和市级的两会,当时疫情已在武汉顽固地扎下根来,并开始蔓延。

武汉的一家方舱医院。
武汉的一家方舱医院。 

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报道了他们被解职的消息,但放在了半个小时抗击疫情的其他报道之后。这似乎反映了对似乎屈从于公众要求问责的谨慎态度。撤换官员也可能是为了转移对中央政府的指责。
任命新的香港事务官员反映了一个类似的希望,那就是在不做出对公众舆论让步的情况下,控制住另一个巨大挑战。

曾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夏宝龙接任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他换下了张晓明,张晓明将继续担任港澳办副主任。香港前高级官员刘兆佳说,新任命表明,中央政府下决心要严厉打击任何威胁中国控制这片半自治领土的行为。刘兆佳现在是为北京出主意的精英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新型冠状病毒一定会让北京对香港内部的敌对势力更加警惕,”他说,“因为这些人仍想利用这次肺炎来激起反大陆情绪,削弱香港政府。”

中国新冠疫情趋于平稳了吗?并非如此

2020年2月13日

中国武汉一个临时冠状病毒病房,一名工人正在清洁地板。
中国武汉一个临时冠状病毒病房,一名工人正在清洁地板。

消息看上去是乐观的:中国过去一周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显示疫情可能正在缓和遏制措施正在起效。美国股市小幅上涨,一些分析师宣布可以再次安全地投资对中国有依赖的公司。但是在周四,官员们仅在湖北省就增加了14840例新病例,使感染者总数达到48206人—这是迄今为止记录的单日最大增幅。全省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310人,其中包括242例新增死亡。报告病例数的急剧上升表明,要掌握中国冠状病毒疫情规模和严重程度有多么困难,特别是在疫情中心,那里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未得到测试。

面对如此众多有症状的患者以及官方测试病毒的试剂盒的短缺官方不得不改变疾病的确诊方式。中国武汉是湖北省最大的城市,也是该流行病的疫情中心,该市的医院一直在奋力通过稀缺且复杂的检测方法来诊断感染,这些检测方法可以直接检测出该病毒的基因特征。现在看来,官员似乎在将只能通过肺部扫描观察到症状的病例纳入统计。省级官员说,这个捷径将有助于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所需的护理,但是也反映出大量患者未曾被官方计入疫情统计。周三晚上,少数得知新数字的专家大为震惊。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的传染病专家威廉·沙夫纳博士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未知的地带。”他推测,中国的医生可能没有进行复杂测试所需的化学品,或许技术人员的数量也不足。

但是用肺部扫描来诊断患者是冒险的手段。即使是季节性流感患者,也可能发展出肺炎并可见于肺部扫描。沙夫纳说:“他们在说将其当成另一种诊断测试,但我们尚未看到它得到数据验证。”上周,武汉的一名医师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使用CT扫描简化对冠状病毒疑似患者的筛查,并加快住院和治疗的速度,而不是等待检测结果。她说,CT扫描可立即产生结果,而且武汉的检测试剂盒处于短缺。华盛顿大学大流行病防备和全球卫生安全中心的联席主任彼得·拉比诺维茨博士说,诊断的变化可能使追踪该流行病变得更加困难。他说:“如果他们改变了整个筛查和检测的方式,这将使现在的情况变得非常混乱。”对该流行病规模的估计现在成了“一个活动的靶盘”。这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数据中的最新消息,表明这一流行病远未得到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是极易传播的,而且将很难抑制。甚至在此之前,来自中国的流行病学信息也并不完整,无论如何,这样的疫情可能会断断续续地上升、回落然后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周三表示:“这次疫情朝任何方向发展都有可能。”随着科学家对新疾病的了解不断变化,改进诊断标准的情况并不少见。专家说,但是当标准改变时,继续进行每周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传染病专家沙夫纳说:“这听起来特别简单,但它非常重要你在计的数字是什么?”科学家对流行已经达峰的说法持谨慎态度,还出于其他原因。与冠状病毒引起的两种疾病MERS和SARS不同,这种来源于中国的病毒似乎具有很高的传播性,尽管它致命的可能性较小。高传染性病原体的流行,例如流感,需要持续不断的遏制措施。一个受感染的“超级传播者”可以感染许多其他人。

随着天气或条件的变化,疫情可能看上去会减少,结果在短期内又反弹。在香港的一栋公寓楼、法国的一个滑雪小屋以及中国东部的一家百货商店中出现的聚集型病例表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快速,而且人们尚未完全理解其传播方式。在香港,相隔10层楼的居民被感染,未密封的管道是罪魁祸首。一位英国公民在甚至不知道自己生病的情况下已感染了10人,其中包括滑雪小屋中的一些人。在中国天津的102位确诊患者中,至少有33人与一家商场有着某种联系。对公共卫生官员来说,追踪一场迅速蔓延的流行病是更为困难的事。科学家们通常把这些疫情描述为某种冰山它们的周长和真实形状隐藏在水面之下。在中国,卫生官员一直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医院人满为患,为容纳病人建起了新的收容设施。诊断试剂以及其他医疗资源供应处于不足状态。始终不清楚有哪些人接受了检测。

武汉的卫生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检查症状。一些专家说,强制隔离的命运可能会使一些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愿前往卫生机构寻求治疗,这使疫情的规模变得更加不明确。这些混乱使得追踪病人和进行统计更加困难。“你生病了,当局得找到你,或者你找到他们,然后他们还要对你进行检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流行病学家阿瑟·瑞金博士说。但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塞指出,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准确把握中国国内的形势是必要的。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在世界各地“播下”流行病的种子。“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这种冠状病毒在像DRC这样的国家可能造成的破坏,”他说,DRC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一直在与埃博拉和麻疹疫情作斗争。“有效应对疫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流行病学教授克里斯汀·克鲁德·约翰逊博士说,“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中国究竟有多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2020年2月13日

周二,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里,购物者穿着塑料防护服购买日用品。
周二,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里,购物者穿着塑料防护服购买日用品。

香港——消息来得很突然,甚至令有些人感到意外:一夜之间,中国毗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省将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减少了十几例。这个修订似乎是一项官僚决定,淹没在中央政府密集的一系列文件之中。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将给那些在新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但没有症状的患者重新分类,并将他们从确诊病例中剔除。这些文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或解释,人们立刻产生了怀疑。一份香港报纸称该决定是“造假”。在本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这一举措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显得措手不及。

病例统计的变化只是令专家难以确定疫情真实规模的一个因素。迄今的数据显示,这种冠状病毒已造成至少1100人死亡,超过44000人患病,但专家们说,确切数字难以确定。在这些变化出现后的几天里,世界各地的一些病毒专家说,重新分类只是一个小变化,甚至是新疫情暴发期间的一种典型措施。也有专家对这一修订表示质疑。一些人的谨慎反应突显出,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仍然普遍存在。

周二,守在公寓楼大门外的北京居民。
周二,守在公寓楼大门外的北京居民。

“很明显,无论拿出什么方案,都存在信任问题,”前外交官、伦敦国王学院刘鸣炜中国研究院院长凯利·布朗说。“这可能非常不公平,”布朗说。但是,他还说,“在这样的时刻,进行重新定义即使是正当的总会从直觉上构成一种挑战,因为这样的时候人们会变得非常敏感,会怀疑背后还有其他动机。”对确诊病例统计数据做出改动的,并不是只有黑龙江官员。周日,中国东部城市杭州减少了12名患者,因为他们不在杭州居住。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省最近减少了87例确诊病例,但几乎没有做出解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计已用追溯的方式减少了至少118个病例。但病例分类方式的改变,可能意味着今后病例总数的变化会更大。在这场疫情中,病例数量的变化并不是信息冲突或不一致的唯一例子。研究人员对疫情何时达到峰值给出了不同的估计,从已经过去的日期到未来几个月不等。中国当局一直对公布死者的人口统计细节非常谨慎,让人难以确定最易感人群。科学家甚至就无症状传播的危险程度展开了辩论。

中国卫生官员是最早提出可能出现无症状传播的人之一,尽管其他国家的卫生专家对早期有关这种病毒可能通过这类患者传播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但最近几天,中国官员也在淡化无症状传播的风险。这种不均衡的信息出现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遏制措施正在发挥作用。“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据官方媒体报道,他周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上说。“这是来之不易的,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中国周二报道的新增感染病例数是自1月30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字。但是专家警告说,以该数字作出任何结论还为时过早。

一名工人在武汉体育中心清洁地板,该中心已被改造成一个有11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
一名工人在武汉体育中心清洁地板,该中心已被改造成一个有11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

2月13日,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防控方案中,无症状病例的分类发生了变化。该机构表示,它将不再把那些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但未表现出症状的患者计为“确诊病例”。相反,这些患者将被单独计为“阳性检测”患者,只有在开始表现出症状后才会成为确诊病例。中国卫生官员对归类的变更没有给出公开理由。国家卫健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在接到电话后,将问询转到了卫生部新闻办公室。这些变化引发了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辩论。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病毒科学系主任马里恩·库普曼斯博士说:“在疫情暴发期间,随着了解的增多,以及事项轻重缓急的调整,对定义做出调整是正常的。”她说,把重点从无症状病例上移开,官员可以将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病例上。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部门负责人高本恩博士说,受术语改变影响的病例很可能不会太多。他还说,随着疫情规模的扩大,感染病例的细部统计本来就会变得不那么可靠。

不过,即使是那些认为不计入某些病例影响很小的专家也表示,对包括无症状病例在内的所有病例进行完整计数,对流行病学家以及公众是有价值的。香港大学病毒学系主任裴伟士博士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轻度或无症状的感染可能会形成“看不见的冰山”,使这种病毒的致死率大大低于最初所观察到的水平。他说,将感染人数的真正分母确定下来——无论是否有症状——将“有望用充分的信息来缓解目前中国和世界的恐慌情绪”。

周三,在北京的一家饭馆,人们想方设法避免近距离接触。
周三,在北京的一家饭馆,人们想方设法避免近距离接触。

哪怕是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也表达了困惑,这也表明此举将进一步增加公众认知病毒的困难。“我们不清楚这一变动。这肯定没有削减化验确诊的病例,”领导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医疗项目的迈克尔·瑞安博士本周被问及归类变更时说。“听起来很奇怪。”前中国政府高级卫生官员陈秉中博士一直呼吁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透明度,他说,对病例总数进行全面统计有助于对当局的问责。陈秉中说:“确诊病例增加一个,领导人的责任就会增加。”

他还说,无论症状如何,都应公布阳性测试结果。“测试呈阳性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他说。“如果你不承认,那就是在掩盖事实。”

等不到的包机:滞留湖北的台湾人能回家吗

2020年2月13日

2月3日,武汉天河机场,飞往台湾的班机。这架飞机自武汉撤离247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大陆配偶。
2月3日,武汉天河机场,飞往台湾的班机。这架飞机自武汉撤离247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大陆配偶。

最近几天,滞留在湖北省宜昌的台湾人(以下称张小姐)夜里每隔半小时就会醒来一次,有时会崩溃哭泣。她和家人被困在公寓里,楼里还有人死于新冠病毒。她的中国大陆籍丈夫鼓励她:“台湾政府一定会来救我们。”但她殷切盼望的返台包机迟迟没有到来。“两边都不要我们,我们都放弃了。我们现在就属于难民,”现年26岁、从事美术行业的张小姐表示。今年农历新年前,当她和家人自台湾前往宜昌探亲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在病毒肆虐的城市里动弹不得,并卷入两岸防疫的政治风波中。起初,她和上百名滞留大陆的台湾人希望两岸能尽快协商出包机返台方案,但这几天,他们对未见成果的协商感到绝望,将愤怒转向台湾。

上月,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后,多国纷纷派出专机撤侨,但台湾政府最初于1月底向中国发出撤离民众请求时,第一时间并未获得国台办同意。在台湾官方与民间持续与陆方斡旋下,2月3日晚间,第一架返台包机自武汉撤回247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大陆籍配偶。

飞机落地后,事情很快又出现翻转。由于首架包机上出现一名确诊病例,防疫问题成为台湾社会关切的焦点,医界也因担忧医疗资源不足而发起“拒无限制包机回台”连署行动,随后,台湾出现一波反对后续撤离滞留湖北台湾人行动的声浪。此外,陆配挤占包机名额及包机名单决定权等问题也在台湾引发争议。民进党立法委员爆料,机上一些陆配并非台湾人,挤占了其他滞留台湾人的乘机名额,社会舆论批评随之而至。与此同时,居中协调包机事宜的台商、台协与台办也被指控操弄包机乘客名单,排挤了老弱妇孺与重病患者优先乘机的权益。这一系列事件都让带有人道意义的救援蒙上政治阴影。张小姐表示,她2月初收到当地台办及台商协会的通知,说2月5日能坐上包机回台。当天,他们全家也已坐上大巴准备前往机场了。然而,在大巴车将要启动那一刻,台办的一名官员突然上车,宣布班机起飞不了,原因是“台湾不让你们回去”。 “我当时真的是很崩溃。”她说。“台湾当局一再拖延,三天过去了,始终卡着不让他们回去,”新华社8日报道,武汉市台办负责人呼吁台湾当局配合中国的运送行动,“让台胞尽快返乡,不要再找各种借口和理由阻挡他们回家。”

中国宜昌一个火车站的乘客,这里距离武汉约200英里。
中国宜昌一个火车站的乘客,这里距离武汉约200英里。

不过,台湾政府对于包机生变的说法与陆方并不一致。陆委会4日发布声明称,陆媒报道5日还有第二架包机,但双方并未有任何联系与协商,故所述并非事实。台湾总统蔡英文10日表示,台湾政府处理下一架包机的原则是“弱势、检疫优先”,正在与陆方进行沟通。“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不能回去?”滞留在湖北黄冈的台湾人(以下称宋小姐)表示。“只要是可以回去,台湾要隔离、要怎么样防疫,我都愿意配合。”现年40岁、经营美容工作室的宋小姐在黄冈长大,她在十多年前和台湾人结婚,几年前放弃大陆籍,获得台湾身份。她认为,这次大陆方面对于安排滞留台人返台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当地台办都要前往她家量体温,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检疫,来确认她可以上大巴。她对于中国在忙于对抗疫情之际还给予照顾表示感激,“我只是觉得台湾很奇怪,为什么不接?”对于台湾舆论质疑“陆配挤占台湾人包机名额”一事,她也感到愤慨。“我的小孩是台湾人、先生是台湾人,我的名字只能叫陆配,请问一下我是哪里人?”张小姐也说,尽管丈夫已拿到台湾居留证四年了,但要拿到台湾身分证仍需要两年,是一段很漫长的过程。她的膝盖有习惯性错位问题,需要丈夫照顾,她说:“哪有说自己家里人生病了,你就不要他回来。”台湾社会对病毒的恐惧与反中情绪使得政府的防疫措施进一步升级。12日,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未取得台湾籍、仍滞留于中港澳地区的陆配子女禁止入境。在现行规范下,持有台湾居留证的陆配仍可来台,过去14天去过中国的外籍人士则被限制入境。随着中国当局持续扩大实施“封城”的力度,湖北疫情更加严峻、物资紧缺的情况也反映在滞留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张小姐、宋小姐和许多滞留的台湾人最近都在微信群组中讨论如何自救,甚至考虑求助于国际上的难民救援组织。张小姐表示,因为她所在的公寓楼里出现了确诊及死亡病例,穿着隔离服的人和警察这几天有进出她的小区,对整栋大楼进行消毒,“这时候每家每户就绝对不可以出门了。”她还担心出门买菜会增加感染病毒的概率。“我小孩已经吃了整整三天九餐的白面条,”电话那头,偶尔会传来张小姐两岁孩子的哭喊声。

滞留湖北期间,Chloe Chang绘制的漫画。
滞留湖北期间,Chloe Chang绘制的漫画。

由于长时间在家,张小姐通过绘制漫画来表达她的无助与不满。漫画中,她嘲讽蔡英文政府蓄意拖延包机时程,将滞留湖北的人员当作政治筹码。宋小姐说她1月23日去过超市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娘家的门。“我妈妈一直担心我,她怕我出门感染。”她一天不走,妈妈心里一天都累。“台湾政府为什么不带我回家?”

病毒危机当前体现中国体制完善

周六,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护人员。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护人员。

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妨碍了国家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能力,这种可能性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就首先显露了出来。等到疫情被广泛报道时,看起来已是一场全面暴发的危机,病毒已在中国感染了数十人,甚至在国外也有。这种似乎是在拖延的做法,在中国司空见惯,表明地方官员可能淡化了一开始的危险迹象,或者只是没有进行足够的协调,因而看不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外界可能怀疑拖延的背后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企图,但在专家看来,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体制存在的根本弱点。中国僵化的官僚体制不鼓励地方官员向中央上级报告坏消息,而他们可能需要这些上级的帮助。这个体制还将地方官员彼此隔离开来,使他们更加难以全面了解不断升级的危机,更不用说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真正听说过在中国某个局部地区出现问题,”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中国健康危机应对的约翰·安田说。“等我们听说的时候,问题已经到了中央政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此次疫情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但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在显露出来。任何政治体制在解决一些问题上都有比其他体制好的地方。但新型冠状病毒与之前的其他健康危机一样,正在暴露出中国体制中一些最深层次的缺陷和矛盾,这个体制虽然有不少历史性的壮举,但还远未完善。这些长期困扰着中国领导人的缺陷似乎无处不在,从官员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速度,到中国多年来无力解决某些健康风险问题,专家们早就警告说,那些风险可能导致的正是如今的这种疾病暴发。中国目前已经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响应这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但这件事已经让人懂得了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的政治弱点,随着感染的蔓延,这些弱点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

一个不完善的体制

2003年摄于武汉的一只麝香猫。最终查明SARS源自一种自蝙蝠传染给灵猫的冠状病毒,后者在中国南方被视为美味。
2003年摄于武汉的一只麝香猫。最终查明SARS源自一种自蝙蝠传染给灵猫的冠状病毒,后者在中国南方被视为美味。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体制一直是它的力量来源。中共领导人制定优先事项,然后奖励那些执行情况最好的机构和官员。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在一种被称为“分散的威权主义”体制下运作,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是最基层的领导人,职权范围内也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这导致了一种被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理称为“游击治理”的文化,这是一种结果比程序或问责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领导者都只为自己负责。在帮助数亿国民摆脱贫困、把一个落后国家转变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这种方式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处理健康和环境问题时,这可能是灾难性的。疾病和污染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而且,疾病和污染的扩散方式通常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策来预防或阻止,游击治理不适于解决这类问题。“很难联合起来制定一个清晰可行的方案,”安田说,并且任何健康或环境法规要起作用,都需要“将它标准化,要透明,要有问责”。但中国的体制不强调这些,这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0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要求大幅提高牛奶产量。当工厂化农场无法完成目标时,官员们征召了大量的农村养殖户。为了达标,一些奶农在牛奶中掺水以蒙骗质量检测仪,然后添加一种名为三聚氰胺的工业用化学品。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使成千上万的婴儿中毒。专家们担心,类似的监管缺失可能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中国长期以来无法清理所谓的“菜市场”,这种市场里有大量活的和死的牲畜,以及家养和野生的动物。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暴发的原因仍在研究中,但武汉的海鲜市场被认为是头号嫌疑。菜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公众健康的一个主要威胁,尤其是在作为将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媒介方面。这也让人们看到,像中国这样的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的零散监管模式会造成怎样的危险:虽然也有一些市场管理相对完善,但只要一个市场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疫情暴发。另一个与毒牛奶丑闻相呼应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重点鼓励了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取缔这些受欢迎的市场可能会招致公众的强烈抗议。地方官员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的上司会因为他们制造了麻烦而惩罚他们,因为上面并没有把管理菜市场作为首要任务。

与公众利益一致、或不一致

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消毒并关闭,该市场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
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消毒并关闭,该市场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

任何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让驱动领导者的利益与广大公众的需要和愿望相一致。民主国家寻求通过“利益竞争”来实现这一目标,许慧文说,这基于一个信念,即邀请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自然会把制度引向共同利益。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有缺陷,比如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更有钱的人。许慧文还说,在中国,公共利益“被认为应该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东西,就像精心制作一块可以完美运行的手表”。但有时,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损害公众利益。例如,2001年北京要求省级官员减少工厂造成的水污染。许多省份干脆把工厂搬到了本省的边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线的另一边。全国范围内,水污染问题反而恶化了。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似乎既突出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也凸显了它的危险。中国政府显然从SARS传播中吸取了教训,一直在推动更快、更严厉的行动。但同样的系统性问题,从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到薄弱的卫生监管,看来也在重现。这提醒人们,中国的体制用许慧文的话说,仍然“还未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