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引发愤怒狂潮,医院资源短缺紧急求援

2020年2月11日

周一,武汉几乎空旷的道路。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当局限制了出行。
武汉几乎空旷的道路。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当局限制了出行。

中国武汉——周四,封城已大半个月,这个处于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中心的中国中部省份饱受床位、医疗用品和医生短缺之苦,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和焦虑。人们越来越沮丧,国家电视台央视周四援引警方的消息报道,一名感染者的家属在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一家医院殴打了一名医生。他的岳父在医院去世后,该男子被指控拉扯、损坏了这名医生的口罩和防护服,可能使他暴露于病毒。该男子后来被拘留。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医院因为物资快速消耗,再次向社会求助。威廉五新闻网站第一英国威廉5开奖报道,在距离武汉不远、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黄冈,短缺现象尤为严重,那里的一些医务人员为了防止感染,穿着雨衣,用垃圾袋作为鞋套。

在日益加剧的不安情绪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承认该疾病目前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构成风险。各国可以决定是否关闭边界、取消航班,或是对到达入境口岸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在周四,中国政府机构宣布,计划向前线医务人员每天发放最高300元的补贴,并重新开放工厂以提高医疗用品和防护装备的产量。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绝不能让黄冈成为第二个武汉。”

周四,在中国武汉,一名病人从家中转移到医院。这里有许多人感染了这种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
周四,在中国武汉,一名病人从家中转移到医院。这里有许多人感染了这种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

周四晚上,省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黄冈卫健委主任被免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果断的政府公告来得太少、太迟。周四,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增加了3800人,使总数达到42744(截至2月11日24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017人),随着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人们的担忧与日俱增。近期的死亡病例中,除了一例在西南省份四川,其余都在湖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单位的研究人员本周在《 英国威廉5分彩解说网站》上发表的有关冠状病毒论文,在周四加剧了人们的愤怒。根据武汉市首批425例确诊病例的数据,该论文指出:“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以来,亲密接触者之间已发生人际传播。”中国网民被激怒了,质问政府为什么要等到1月20日才告知公众,病毒会人传人。到周四晚上,许多人抓住这篇论文作为证据,证明作者出于学术上的个人利益有意隐瞒有价值的信息。“我已经快爆炸了,我需要论文的作者们给我一个解释!!!!”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广泛共享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该帖子被迅速删除。“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随着中国匆忙遏制疫情的暴发,各国都在努力解决从武汉撤侨,以及如何阻止病毒传播的问题。澳大利亚宣布了将它在武汉的侨民撤离至圣诞岛的计划后,一些人质疑将该岛作为隔离区可能造成的影响。澳大利亚一直利用偏远地区收容难民和其他移民,圣诞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但毁誉参半的作用。澳大利亚医学会主席托尼·巴顿博士在电视新闻采访中说,将人们转移到圣诞岛并不是“适当的解决方案”。他说,政府还有其他更合适的设施,例如军事基地。

武汉,一家治疗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院正在建设中。
武汉,一家治疗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院正在建设中。

在日本,有撤离者在回国后拒绝进行医学检查,引发轩然大波。从武汉撤离的两名日本公民拒绝接受冠状病毒检测,首相为此解释,无法强迫公民接受身体检查。日本社交媒体上有用户表示,这些周三抵达东京的侨民将日本置于危险之中。有人称他们是恐怖分子。周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被问及政府将如何处理回国公民时表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劝说这两名从武汉回国的人”接受检查,“但是非常遗憾,这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倍晋三说。随着莫斯科担心暴发冠状病毒疫情的担忧加剧,俄罗斯下令从当地时间午夜开始,关闭2600英里的中俄边境上约25个过境点中的16个。“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的人民,”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周四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电视讲话时说。

周四,因为担心船上可能有人感染病毒,意大利阻止数千人离开一艘在意大利港口停靠的邮轮。据意大利国家通讯社安莎社报道,一名来自香港的女子在歌诗达邮轮公司的歌诗达翡翠号邮轮上发烧,并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与该女子同行的男子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二人目前被隔离在船上的医院病房,由罗马一家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进行检查。在美国,卫生官员于周四报告了该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病例。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的妻子从病毒的中心武汉返回,是芝加哥报告的首个病例。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中国的困境可能给美国带来一线希望,因为冠状病毒的爆发可能促使雇主将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我不想谈论伴随一种非常不幸、非常恶性的疾病而来的胜利,”罗斯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他说:“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工作机会回流北美。一些可能流向美国,也许还有一些会流向墨西哥。”他的言论可以被视为对一个危机中的国家麻木不仁,他过去也曾面临过这样的批评。在2019年初政府关闭期间,罗斯建议暂时休假的员工在一个多月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去申请贷款。

周三,在北京购买食品。一些人担忧长期的封锁可能会切断食物供给。
周三,在北京购买食品。一些人担忧长期的封锁可能会切断食物供给。

由于疏散和封锁,武汉这个典型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一座鬼城。自从上周封城以来,大多数商店都关门了。市政府限制了交通。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医护人员和患病居民很难前往医院。但是大多数武汉居民太害怕感染病毒,所以没有离开家。“不是很担心自己生病的武汉本地人根本就不去医院,”北京律师、公民记者陈秋实在周四发布的一个视频博客中说。“当地人很害怕,”他补充说。“我开始害怕了。”武汉市民出门主要是去仍在营业的超市、食品店和药店,这是政府维持城市运转努力的一部分。有高层官员承诺,居民不必为蔬菜、水果及其他主食担心。虽然武汉居民能够买到食品,但一些人抱怨价格上涨,或表示担心长期的封闭可能会切断食品供应。几位居民说,如果封闭时间再延长几周,中国其他地区食品供应也出现紧张,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收不到货,东西就会更贵,甚至可能要关门,”卖黄瓜、萝卜和西红柿的左启超(音)说。在他说话的同时,一个女人指责他胡来,提高萝卜的价格。“这里所有的县和村都在设路障,担心这个病,”左启超说。“就算政府保证食品供应也很难——所有路上都有检查。”

专家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成为全球流行病

2020年2月11日

周六,中国阜阳,医护人员正在将一名冠状病毒患者转移至隔离病房。专家担心会发生冠状病毒大流行,但尚不确定其严重性。
中国阜阳,医护人员正在将一名冠状病毒患者转移至隔离病房。专家担心会发生冠状病毒大流行,但尚不确定其严重性。

世界上许多权威传染病专家称,从中国传播开来的武汉冠状病毒现在很可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前景令人心悸。尽管中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现在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但一场大范围流行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大陆持续发生很可能产生全球性后果。然而,科学家们还不知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有多致命,因此大范围流行可能造成多大的损害还不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病原体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科学家发现,武汉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更像传染性很强的流感,而不像传播缓慢的SARS和MERS。“它的传染性非常强,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一种流行病,”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说。“但这会是灾难性的吗?我不知道。”在过去三周,实验室确诊病例数量已从中国的约40030例飙升至23个国家的42744例;死亡人数超过1017人,除一例之外其他都在中国。但各种流行病学模型估计,实际病例数为10万或更多。虽然扩张速度不如流感或麻疹那么快,但这极大地超出了SARS和MERS出现时病毒学家的预期。2003年7月,SARS在传播了九个月后被消灭,当时只有8098例确诊病例。自2012年以来,MERS一直在传播,但已知病例只有2500例左右。专家表示,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全球将有多少人死亡。SARS夺去了10%感染者的生命,MERS迄今夺去了三分之一患者的生命。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只造成大约2.5%患者的死亡,但是因为感染者太多,而且当时的医疗条件更加简陋,最终导致2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相比之下,2009年传染性极强的H1N1“猪流感”大规模流行造成约28.5万人死亡,低于通常的季节性流感,而且死亡率相对较低,估计为0.02%。武汉冠状病毒已知病例的死亡率一直在2%左右,不过随着更多的检测和轻症病例增多,死亡率可能会下降。

1918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堪萨斯州赖利堡一家医院病房里的病人。科学家称,武汉冠状病毒的传播很像流感。
1918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堪萨斯州赖利堡一家医院病房里的病人。科学家称,武汉冠状病毒的传播很像流感。

“这种病毒被控制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博士说,他现在执掌致力于抗击流行病的非营利组织“决心拯救生命”。“因此,它很可能会像流感病毒和其他微生物那样传播,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会传播多远、多广,或是有多致命。”

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早期,“他们已经在说墨西哥面临末日了,”福奇说。(该病毒最初出现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养猪场。)“但结果并没有那么严重。”要对病毒的致命性做出准确估计,唯有先完成某些类型的研究:通过验血检测多少人产生了抗体;通过家庭研究检测感染家庭成员需要多长时间;通过基因测序确定哪些毒株是格外危险的。专家们说,通过边境封锁对抗高传染性病原体永远不会完全成功,因为所有的边境都会有些漏洞。尽管如此,关闭边境和严格筛查可能会减缓传播,为药物治疗和疫苗开发争取时间。其他重要的未知因素包括,谁受的风险最大,咳嗽或遭污染的表面是否更易传播病毒,病毒变异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天气变暖时病毒是否会消失。大范围流行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可能比对其他国家更严重。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或许可以发现并隔离第一批病毒携带者,但卫生保健系统脆弱的国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该病毒已蔓延到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俄罗斯农村地区。“这看起来更像是H1N1病毒的传播,而不是SARS,我越来越感到恐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皮奥特博士说。“即使是1%的死亡率,也意味着每100万人中有1万人死亡。”还有一些专家则较为谨慎。周六,世界卫生组织应急响应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博士在接受 英国威廉五分彩访时表示,“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仍然可以被控制”,世界需要“继续努力”。哥伦比亚大学邮差公共卫生学院伊恩·利普金博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顾问,他说,虽然这种病毒显然是通过偶然接触传播的,然而实验室在处理样本方面仍然落后。

在印度海得拉巴,医生从隔离病房离开。从中国回来的人被送到隔离病房进行观察。
在印度海得拉巴,医生从隔离病房离开。从中国回来的人被送到隔离病房进行观察。

但在过去两周里,中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普金说,街道上空无一人,公共活动被取消,市民戴口罩、洗手。所有这些可能会缓解从实验室检测所看到的病毒急速扩散。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实验室里进行的检测到底有多精确。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测试设备短缺和处理瓶颈,这可能导致少计。但是利普金说,他知道有一个实验室每天测试5000个样本,可能会产生一些假阳性结果,从而使计数增加。他说:“在这样的速度下没法做品控。”来自中国的传闻以及德国的一项已发表的研究表明,一些感染了武汉冠状病毒的人可以在症状显现之前就具备传染性。科学家们说,这可能会使边境检查更加困难。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五发布的流行病学模型估计,从中国到达欧洲的受感染人群中有75%在到达后仍处于潜伏期,因此无法通过机场检查发现,这些检查监测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但是,如果热像仪漏掉了已过潜伏期、并散播感染的患者,那么漏计的携带者的真实数量可能会超过75%。福奇说,尽管如此,无症状携带者“通常不是流行病的主要驱动因素”。大多数人是从他们认识的患病者那里感染病毒的——例如家人、同事或病人。许多专家说,最容易受到该病毒攻击的目标是非洲。有超过100万中国侨民在那里工作,主要从事采矿、钻探或工程项目。另外,许多非洲人在中国及其他发现了该病毒的国家工作和学习。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的科学项目负责人丹尼尔·鲍什博士正在与世卫组织就疫情交换意见,他说,如果现在非洲大陆上有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可用的诊断系统。”他说,南非和塞内加尔可能能够诊断出来。尼日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要求世卫组织提供诊断测试所需的基因材料和培训,但这需要时间。

根据周五在《威廉希尔》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至少有四个非洲国家隔离了疑似病例。他们已将样本发送到法国、德国、印度和南非进行测试。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 英国威廉五 )的预防医学专家威廉·沙夫纳博士说,目前,在公共卫生系统严格警惕的国家,这种病毒不太会广泛传播。“美国的每位医生都将此作为头等大事,”他说。“任何发烧或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都会被问两个问题。‘你去过中国吗?你与任何去过中国的人有接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立即被隔离。”假设该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旅游和贸易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寻求停止病毒传播和防止死亡的紧迫性将会增加。武汉冠状病毒可能会随着天气转暖逐渐消失。许多病毒(例如流感、麻疹和诺如病毒)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活跃。非典的爆发始于冬季,而MERS的传播也在这个季节到达高峰,尽管这可能与新出生的骆驼的传播有关。

在乌兰巴托,穿着防护服的人迎接一架从中国武汉撤离、载有32名蒙古公民的飞机。
在乌兰巴托,穿着防护服的人迎接一架从中国武汉撤离、载有32名蒙古公民的飞机。

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普通感冒是由四种轻度冠状病毒引起的,也在冬季达到高峰。但是,即使疫情在6月消退,秋季也可能会出现第二波浪潮,就像每一次重大的流感大流行中发生过的那样,包括始于1918年和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到那时,也许一些补救措施已就绪,尽管它们需要将经过严格的测试,而且可能需要用政治压力来使它们廉价易取得。在中国,医生开的是几种抗病毒药。常见的组合是含有洛匹那韦和注入干扰素的利托那韦的药片,这是一种唤醒免疫系统的信号蛋白。在美国,这种组合由艾伯维这个名称出售,用于艾滋病治疗,价格相对昂贵。在印度,有十几家仿制药生产商以最低价生产这些药物,以对抗在非洲的艾滋病,其产品已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另一个选择可能是实验药物雷姆昔韦吉利德)拥有该药专利。该药物尚未被批准用于治疗任何疾病。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它对冠状病毒有效,吉利德已向中国捐赠了一些。几家美国公司正在研究疫苗,它们的资金来源各不相同,包括了自己的资金、纳税人的钱和基金会拨款。尽管现代的基因化学技术能够在短短几天之内构建候选疫苗,但是医学伦理要求他们随后必须在动物和少数健康人类身上仔细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这一过程无法加快,因为危险的副作用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并且人类免疫系统需要时间来产生抗体以显示疫苗是否有效。在中国进行的实验在其他地方是否会被接纳,将取决于中国医生进行临床试验的严谨程度。“我们信仰上帝,”沙夫纳说。“而其他人,必须提供数据。”

新冠病毒疫情中的“空城”北京

2020年2月11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往常拥堵的通道如今几乎空无一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往常拥堵的通道如今几乎空无一人。

北京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后,苹果商店一度是北京仍在营业的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不过员工禁止顾客试戴手表。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前来,实属情非得已。一位女士说:“我的笔记本电脑坏了。”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它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聚会场所,打破了自从疫情从中国中部开始蔓延以来,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城市所感受到的孤立、焦虑和恐惧。现在,苹果店以及剧院、博物馆、电影院、寺庙、理发场所、卡拉OK吧以及大多数商店和餐馆都关门了。故宫关门了,“对外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甚至位于风寒山冷的东北部、远离城市喧嚣的热门景点一段长城也关闭了。北京没有像武汉和其他疫情中心城市那样受到政府下令的严格封锁。但是,自1月24日宣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最高级别”以来,它几乎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施加了限制。

周一,地铁上空空荡荡。
今天,地铁上空空荡荡。

这种只差名分的封锁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扰乱了人们的生活,描绘出一个人口骤降的国家里反乌托邦的远景。北京市政府的传单已经张贴在商店的橱窗和公寓楼,敦促大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鼓励居民避开“人群聚集场所或公众聚集活动”虽然其中大多数已经被取消了,包括农历新年的庆祝。许多商店和购物中心都要对进去的人进行体温检测。有些店,包括三里屯高级购物区的圣罗兰,张贴了禁止不戴口罩进入的标志。猜疑本身成了传染病。“待那儿别动,”朝阳公园里一个跟女儿打羽毛球的男子发出警告,两人都戴着口罩。“别离太近。”

保安正在给一名进入商场的女士测量体温。
保安正在给一名进入商场的女士测量体温。

像大多数大城市一样,北京是外来人员寻求更好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来自其他地方的人都遭到了公开的敌意—尤其是来自疫情暴发中心湖北省的人。一些社区自发地设置了检查站和岗哨,准备将那些在农历新年假期后从感染区来的返京人员拒之门外。北京东部的小区西富河园便是其中之一。小区张贴告示,宣布所有从湖北来的人都将送往一家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目前尚不清楚该小区的警卫打算如何执行命令,但一名正在执行检查的人员承诺,费用将由政府承担。拒绝透露自己名字的警卫说:“党的关怀无微不至。”

在东直门社区的一栋公寓楼外,保安检查进入小区人员的体温。
在东直门社区的一栋公寓楼外,保安检查进入小区人员的体温。 

随着检查站的消息传开,北京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在周六紧急宣布,当局不会容忍针对病毒的民间自发警戒行为。同时,该市的官方公告鼓励最近去过湖北或者有过湖北人员接触史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健康状况”。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向前往受感染地区的居民发送短信显然使用了蜂窝服务提供商的数据遵守武汉的封锁举措,不要返京。短信写道:“我们始终为您担心!”老家在湖北的北京居民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注明了家乡继而遭受了关于他们的行程或亲戚来访情况的侵入性盘问,所有这些都是以公共卫生的名义进行的。该城的最新冠状病毒统计数字是212例确诊和1例死亡,但这些数字可能还会上升。一名城市官员周一宣布,复兴医院有五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前门,空无一人的摊位。
前门,空无一人的摊位。 

从表面上看,大多数北京居民都接受了官方的建议,干脆待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这个庞大的首都放缓速度,到了一种瘆人、异常的缓行状态。首都北京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心脏。公共汽车和地铁还在运行,但几乎没有乘客。司空见惯的大堵车已经没有了踪影。就连中国著名的外卖骑手那些加速中国电子商务繁荣、艺高人胆大的的摩托车手,运送着食品和包裹——也发现自己的工作锐减。一些外卖公司为送餐提供“免接触”服务,还有一些公司给骑手发放体温正常的证明。骑手刘朝晖抱怨说,自从疫情暴发以来,生意下滑了90%,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困在家里的人会点外卖的想法背道而驰。“如果再这样,我这个月后就辞职,”他说。

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列车员带着防护口罩。
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列车员带着防护口罩。 

就在春节前几天,疫情突然进入公众视野。在为期一周的春节假期期间,全国有成百上千万人回老家过年。假期本应在上周五结束,但北京官员将其延长至周一,并下令非必要员工至少应于2月10日之前在家工作,实际上再次延长了假期。该命令不包括基本行业,包括医院和诊所、市政工人、零售商和餐馆。假日期间,有少数餐馆一直营业,但大多数餐馆都关门了,现在也难以重新开业,部分原因是离开这座城市的许多工人很难再回来。周一,城市的节奏略有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回归。中国外交部举行了每日例行记者会,不过是在中国广为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进行的。

北京机场的宣传横幅写道:“向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
北京机场的宣传横幅写道:“向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通往市中心的机场快线大厅里悬挂着新的横幅,向那些帮助控制冠状病毒的人们致意,“向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上面写道。北京北部的小汤山医院则是一个极度忙碌的地方。2003年,它在七天内被建成,用于治疗SARS患者,现在正在翻新。前几年,尽管春节假期让这座城市的脚步慢了下来,但公园、博物馆、购物中心和其他休闲公共场所却依旧忙碌。现在,即使开放的公共场所实际上也是空的。在天安门广场以北的地坛公园,每天早晨聚集在一起唱歌的群众合唱团已经停止了活动。还有那些经常来踢毽子的人,以及经常在公园东北角锻炼身体的退休老人,也都不见了踪影。

在人迹寥寥的日坛公园锻炼身体。
在人迹寥寥的日坛公园锻炼身体。

不久前的一天,公园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喇叭,它重复着四处张贴的传单上的建议:避开拥挤的地方,不要随地吐痰,勤洗手。根据政府法令,任何进入公园的人都必须戴上口罩,并接受体温测量。离地坛不远的雍和宫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佛教圣地,在这个通常香火鼎盛的季节仍然关闭。周一,62岁的退休人员王海霞站在附近一条街上巡逻。她是数百名志愿者中的一员,戴着红袖章彰显权威,他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这场挑战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只负责看住这一片,”她解释说。她还表示,必要的时候,她和同事会给当地政府打电话。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件事尽早结束,”王海霞说。“没人想过这样的生活。”

北京三里屯Soho通常是繁忙的商业综合区,现在空空荡荡。
北京三里屯Soho通常是繁忙的商业综合区,现在空空荡荡。

新冠病毒疫情的另一个受害者:英国威廉五

周一,到达香港的旅客戴着防护口罩。
周一,到达香港的旅客戴着防护口罩。

英国威廉五——迅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制造另一个受害者:美中贸易协议。病毒已经造成360多人丧生,数万人患病,而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和供应链的扰动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截至2月11日24时,病毒在中国大陆造成死亡病例43425例。)上个月,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官员签署了初步贸易协议,经济上的打击可能会减缓中国对部分贸易协议承诺的履行。根据该协议的条款,中国已承诺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额外的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包括大豆、机械和能源产品。要想完成如此高额的指标,中国公司将很快需要开始购买大量美国产品。

中国政府按说还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为美国农业和金融公司开放市场,并在几个月内对这些领域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各地工厂和商店关闭以及政府官员专注于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将难以满足特朗普总统的条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里说:“这可能会有麻烦,特别是对于制造商而言。”她举出一个例子:航班停飞和旅游业务减少将对中国的航空公司造成压力,这可能会减少他们今年新购美国飞机的数量。“美国将如何应对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她说。明尼苏达大学的供应链专家卡迪克·纳塔拉坚表示,城市和工厂的关闭严重影响了制造业和旅游业。他说:“部分协议定于2月中旬生效,但随着中国政府专注应对疫情,制定行动计划以履行贸易协定的承诺可能会暂置一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最后一句话可能成为关键。该规定要求“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一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进行磋商。”但是,即使面临致命的灾难,中国无法履行承诺仍可能会在美国引起一些反对,有可能使两国回到在签署贸易协定之前的艰难关系。经济学家预测,至少从短期来看,该病毒会拖累全球增长。在美国高盛分析师估计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将下降0.4个百分点,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这些代价可能很快超过贸易协定的经济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吹捧协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经济学家的预测较为保守,因为该协议仍将对超过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私下里说,中国可能以该病毒为借口推迟履行承诺,希望特朗普最终在今年的大选出局。中国一些人对特朗普政府限制两国间旅行的禁令做出了负面反应,该禁令包括禁止所有最近有中国旅行史的外国人入境。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在致客户的信中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采取关闭边境的举动是“没有必要的挑衅,在最近商定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背景下,加入了一点不良的气息”。为特朗普政府提供咨询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专家白邦瑞表示支持采取紧急措施,并可能要根据情况逐步升级。他还说,政府必须在病毒的潜在后果和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之间作出谨慎权衡。白邦瑞说:“流行病传播可能会伤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需要在限制流行病的防备性担忧和一些人做出过激反应的冲动之间找到平衡。”他说,这样的回应可能“促使中国的强硬派陷入多疑妄想,他们已经在说美国正在无情地利用这次健康危机”。一些美国官员的评论引发了这些担忧。在周四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似乎表示该病毒为美国带来了可能的经济机会。罗斯对冠状病毒的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他说这很可能有助工作岗位回流到美国。“这确实使企业在评估其供应链时,成为他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他补充说。“因此,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北美地区的就业机会回归。”洛夫里说,这种病毒就像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一样,一直在鼓励企业评估其供应链,并投资于某些在中国境外生产的相同产品,从而使它们不完全依赖单一来源。但是往往这些工厂并不回流到美国。她说:“我们看到墨西哥和越南的贸易份额有所增加,但其中也包括韩国和日本这样收入较高的国家。”

“我是被无辜卷进来的”:疫情中被孤立的武汉人

24岁的朱莉·钟(音)来自中国武汉。“我是被无辜卷进来的,”她谈到武汉居民受到的待遇时说。“这让我很生气。”
24岁的 钟朱莉来自中国武汉。“我是被无辜卷进来的,”她谈到武汉居民受到的待遇时说。“这让我很生气。”

中国广州——对于钟朱莉来说,这个春节本应是个过渡时期。这个24岁的武汉姑娘和家人一起去海南岛过春节。她打算先旅行三周,然后搬到上海,她在那里的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新工作。然后疫情暴发了。海南当地官员为她全家量了体温,之后他们开始了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他们在海滩附近的一间公寓里等待隔离时期过去,生活也放慢了脚步,每天就是做饭、打麻将。海南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度假岛屿,位于中国南海南岸,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夏威夷。钟朱莉的家人经常去那里,希望温暖的气候对她祖父母的身体有好处。每天晚上,她的祖父母都要看电视,了解疫情的最新情况。一家人还用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微信分享消息。

自我隔离结束后,钟朱莉带着全家到海滩上去锻炼。天气很冷,海水灰蒙蒙的。他们仍然戴着口罩,只在外面呆了15分钟就回了公寓。她说,如果天气好转,还是会去海滩呼吸新鲜空气。她对自己的处境很乐观。武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暴发中心,全国已经各地都在对最近去过武汉的人加以识别和隔离,许多来自武汉的人境况更糟。这里的官员只是打电话给她的家人,询问情况。疫情迹象从武汉一直跟随着他们。附近生鲜市场的两起事件导致该市场关闭。当地政府将蔬菜和鸡鸭鱼肉送到她所在的社区以弥补短缺,不过这样的供应很快就消失了。现在他们在所住大楼旁边的一家小超市购物。随着严厉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一些城市处于封锁状态,父母担心上海可能会对外界关闭,建议她早点过去。她应该在2月17日开始工作。她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上海的酒店都要她隔离后才能入住。她打了两个电话,对方都简短地回绝了她。尽管她已经过了隔离期,她还是被告知不欢迎来自湖北的人。一家酒店表示,来自武汉的旅客只有重新进行14天的隔离才能得到房间。

朱莉·钟(右)和家人在海南度假。
钟朱莉 (右)和家人在海南度假。

“我是被无辜卷进来的,”她说。“这让我很生气。”“为什么别人做错的事,却要我们来当替罪羊?”她还说。“刀没割到自己就不知道疼。”她表示,更广泛地说,这种针对武汉人的偏见和愤怒是错误的。愤怒的对象应该是政策及其执行,而不是人民。“这是武汉人的错吗?不是。如果问题是因为吃野味,那问题就是政府没有控制好,”她说,她是指该疾病被认为起源于生鲜市场。“不能把什么都推到武汉人头上。”“大家应该试着站在我们的角度想想,大家都应该多点同理心,”她说。朱莉·钟的解决办法来自一位熟人的好意。她在微信上浏览Facebook式的消息推送时,看到一个她在中国参加考试时认识的一个男子发的帖子。他发出公开邀请,可以接收一两个可能很难在上海找到住所的武汉人。“太幸运了,”她说。虽然朱莉·钟现在有地方住,但她仍然不确定一切是否一切顺利。有消息称,各地对来自武汉的人的政策仍不一致,她知道,一旦抵达上海,她可能仍要接受隔离。

为了帮助她,海南当地政府给她开具了一份证明,证明她已经通过了检疫。不过,她说自己已经听天由命了。“政策执行没有意义,”她说。“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被踢出去,禁止入内。人民和政府之间没什么平等可言。你还能怎么办?”“我现在觉得无所谓,”她还说。“他们要隔离就隔离吧。”

新冠病毒危机中,中国媒体和公民发声的力量

冠状病毒的暴发让国际社会再一次审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评论者对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效率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都在抨击中共的弱点。一些人甚至将此次疫情归咎于中共,称其为“共产党的冠状病毒”或“一带一路大流行病”。中国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铁板一块的庞然大物,而党似乎行使着近乎完全的控制,用一名专栏作家的话说,中共“熄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监督的希望”。但是,中共的权威不是绝对的。让人认为它也许有绝对的权力,是在模糊尽管政府收紧了限制,中国社会多年来仍设法维持的活力。冠状病毒危机中出现的有希望的事情之一是,中国更敢说话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媒体上的新声音产生的创造性报道。为了刻画这个复杂的故事,记者和活跃人士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有时还挑战当局对疫情的处理。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几十篇文章涉及范围广泛,从关于武汉(这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新冠病毒暴发的中心,自1月23日起封城)的医生、患者和居民的困境等人情味故事,到关于医疗资源短缺、刻意掩盖信息,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腐败等更具调查性的报道。

英国威廉五》最近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调查报道,它由37名记者撰写,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步步地讲述武汉市政府迟迟不披露危机严重程度,读起来既像惊险小说,又像科学分析。这篇文章展示了地方当局通过威胁“吹哨人”医生、让他们噤声,淡化疾病暴发的波及范围,隐瞒病毒可以在人之间传播的事实,从而将疫情掩盖了近一个月。根据对学者、医生、病人和官员的采访,这篇报道表明,人际传播在暴发的早期就已经很明显,与武汉市官员的说法相矛盾,官员称,感染仅限于那些去过某个藏污纳垢的海鲜和活动物市场的人。除了《财新》以及另一个以调查能力著称的杂志《财经》之外,其他颇受尊重的媒体,包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北青深一度”和《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国版《GQ》、《人物》和《三联生活周刊》等时尚杂志,都对冠状病毒危机做了深入报道。但这些媒体是如何突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的呢?
首先,政府的控制并不完整,有些报道被审查漏掉,至少暂时漏掉。中国的政策制定比表面看起来的更为五分彩裂,执行上经常出现漏洞,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这些缝隙是地方官员有时能够掩盖他们的过错、不让北京知道的原因之一。但这些缝隙也为批评性报道创造了机会。
地方官员只能直接监管在本省注册的媒体;他们对总部设在其他地方的新闻机构做的事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才有了可被称为异地调查的做法——这是中国新闻业一个长久以来的特征。大多数关于冠状病毒疫情的深度报道,都是由总部设在湖北省(武汉是它的省会所在地)以外的新闻媒体报道的。中央政府也在危难关头故意留给媒体一些有限的空间,让它们来揭开失败的盖子。暂时的信息开放对政府有帮助:信息可以帮助政府找到问题的根源,把握公众的情绪,也可能让政府做出有效的回应,或者至少让政府展现出一种受监管的透明度的形象。
可以预见的是,危难过后,批评的声音能否持久取决于这些媒体精心准备报道策略的能力。正如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以及我花了数年时间分析的矿难报道,目前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也是倾向于间接地暗示找问题。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把批评藏在关于个人苦难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事里。对被死于病毒性肺炎的患者家属暴打的一名医生的感人采访,没有具体指责任何人;它只是揭示出基层危机管理的混乱和绝望。然而,在对人间悲剧的真实描述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言而喻的政治信息:如果医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他们怎么能——我们怎么能——与病毒作斗争呢?另一种方法是,记者大量引用专家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这让记者可以把自己与他们所传达的反对意见隔离开。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学者的高度尊重,把批评用知名专家的意见表述出来,既提高了批评的水平,也使其听起来更易接受。
《财新》有一篇报道几乎完全依赖专家的说法,暗示武汉官员推迟了发布有关疫情的重要信息——尽管他们的官方义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推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份追究地方当局法律责任的案件梗概,但读起来并不给人这种印象。报道以两位北京教授的呼吁结束,他们建议修改现行法律,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不幸。学者们用提出解决方案的方式说话,似乎不是在谴责,而是提供建设性的反馈。
就目前而言,冠状病毒危机的责任——就像以前其他的危机一样——主要落在地方官员的肩上。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是更微妙的问题:首先,这可能很快引发审查和其他惩罚;第二个原因是,一般来说,越接近权力的上层,追究责任就越困难。西方记者会立刻批评中国整个政治体系的所有缺陷,但中国记者则倾向于避免笼统的评判,而是关注具体的犯错误者。《财新》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称,湖北卫生部门直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少在内部提高了疫情的威胁级别大约10天后才将疫情公开。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出谁应该对此负责,而是让读者自行判断,这究竟是一个关于地方政府掩盖情况的故事,还是一个国家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故事。由于社交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起着更有力的作用,中国的批评性新闻也出现了激增。最先对这种可疑疾病发出警告的武汉的医生们,是用微信群来传播他们的担忧的。

他们的信息随后被凤凰卫视网站转载并加以分析,财新和其他媒体也写了这些“吹哨人”医生的故事。武汉的医院人满为患的可怕状况,以及引人注目的尸袋片段被公民记者、护士和病人记录了下来。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着一些超现实的画面,比如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人们举着横幅阻止武汉居民进入他们城镇的照片,有一个地方甚至把道挖断,使其无法通行。也许可以说,冠状病毒疫情是中国首次“直播”的重大灾难,是参与者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做的“直播”。社交媒体已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它近年来还催生了更多的新闻报道和更多的不同声音。对冠状病毒危机的一些深入报道来自非传统的、只在网上发表的新闻网站,比如腾讯和搜狐,这些网站没有做独立报道的官方许可;还有所谓的自媒体,这些自行运营的社交媒体帐户制作的内容从娱乐到政治评论无所不有。这些平台中有一些已在盈利,由前记者运营,以公民新闻为特色。但危难关头的批评性报道的窗口往往相当窄,它的开启和关闭也不可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实行的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所谓“谨慎的即兴之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稳定,当局试图在政治控制与精心策划的透明度之间寻找脆弱的平衡,在审查、宣传与允许媒体要求追究责任之间摇摆。

例如,我发现,政府只允许了数周对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进行调查报道,那次地震导致逾6.9万人死亡。关于校舍质量差导致了死亡人数多的报道出来之后,政府阻止了对这场灾难的独立调查。一旦一场危机看来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当公众的指责似乎从地方转向中央政府时,政府就开始控制媒体,并试图利用它来传递一个统一的官方信息。就连民族主义报纸《 英国威廉5 》的总编辑胡锡进也批评了武汉政府在冠状病毒暴发的初期让吹哨人噤声的做法。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新冠病毒的批评报道虽然不一定是最严厉的,也已经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很难说中国记者和关心此事的公民还能对这场危机进行多久的报道、提出多少尖锐问题。但值得记住的是,威权主义也是创造力之母。中国引导、压制或控制媒体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巧妙地、间接地避开了限制的非传统新闻来源。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到了这些来源。即使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对来自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他们需要了解真相以及对问责的要求仍然敏感,并会做出某种响应。正如冠状病毒疫情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国,公众与党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 中国加油!!

从武汉撤离的人在澳大利亚圣诞岛上隔离生活

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从中国武汉撤离的澳大利亚人被隔离在这里。
圣诞岛移民拘留中心,从中国武汉撤离的澳大利亚人被隔离在这里。

在澳大利亚圣诞岛的一个移民拘留中心的生活并没有黄大伟担心的那么糟糕。至少肯定与该国近几年来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在离岸拘留中心所面临的条件大不相同。建筑物外墙的钢材有些可能生了锈。Wi-Fi不稳定,尤其是在用餐时间,他和其他人会在那个时候试图与家人和朋友联系。晚餐稀软无味,至少周二是这样,那是他在那里度过的第一晚。然而,在从位于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中心的中国城市武汉撤离后,他的要求不高。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周二表示,没有一位撤离者的病毒测试呈阳性。政府决定在一个通常用来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中心将他们隔离两周,而非澳大利亚大陆上有更好设施的军事基地,该决定遭到了卫生专家的批评。尽管一些撤离者说该中心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糟,然而黄大伟说,他个人觉得隔离环境是可以忍受的。

周四,医疗人员正在为撤离者的到达作准备。
医疗人员正在为撤离者的到达作准备。

黄大伟说,尽管有旅行者发现了床上的死飞蛾和地上的死蟑螂,并且在中心第一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扫,但他说他并不是很介意。“房间脏当然不好,”他在电话中说。“但我认为,他们要安排这么多的家庭,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是很重要的。”黄大伟说,中心工作人员对撤离者的要求一直在作出回应。他们在饭菜中添加了更多的水果和蔬菜,分发了肥皂和香烟,以及防晒霜、短裤和凉鞋——比他们从中国带来的衣服更适合热带岛屿。这里有威廉希尔游戏设备,其中一些撤离者正在用它打发时间。进入隔离的人得到带有二维码的腕带,扫描腕带可以获取他们的医疗记录。每天,戴着口罩和全面医疗防护装备的医生都会为他们测量体温。这些家庭被分成两人一房间。黄大伟和父亲住在一个房间里,而他的母亲和兄弟住另一间。房间里有双层床和书桌。淋浴和卫生间为共用设施。

撤离者到达圣诞岛的机场。
撤离者到达圣诞岛的机场。

黄大伟和家人是周日从湖北省襄阳市出发的,那里距受病毒感染最严重的武汉约三个小时路程。他们在上个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去那里探亲,当时当局为了抑制疫情蔓延,对襄阳实施了封锁。当这家人决定离开时,他们给中国和澳大利亚官员打了一系列电话,收到了允许他们通过多个检查站去往武汉机场的文件。飞机首先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的里尔蒙斯空军基地。之后,乘客被转移到另一个航班,飞往圣诞岛。在那里,由于担心感染,黄大伟大部分时间都独处。每天醒来后,他都会来到室外,在高高的栅栏包围的空间里散步。早餐和医疗检查后,正在学习游戏开发的黄大伟回到他的房间,在那里玩几个小时电脑游戏。然后他再去散个步,查看他的社交媒体帐户。为了打发时间,他的母亲一直在教他如何读写汉字。“日复一日,”他说。“这就是我的每日安排。”黄大伟说,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处理在一个陌生岛屿上的孤独感,而且他想念在悉尼的朋友。“非常非常想家,我想这也是我的家人和其他几家人的状态了。

武汉进入“战时状态”:封锁力度加强,恐面临人道灾难

周三,武汉的江滩公园。
02月11日,武汉的江滩公园。

中国武汉——为了遏制因冠状病毒导致的致命疫情,中国当局周四采取紧急措施,大举加强对武汉的封锁,下令进行逐户排查,将病人集中安置在改造成临时隔离点的会议中心和其他建筑物内。领导应对疫情的最高官员在视察位于疫情中心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时,宣布了这些看上去像是临场决定的措施。它们清楚地表明,执政共产党未能控制住冠状病毒的流行,疫情使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并蔓延到国外,有可能令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陷入瘫痪。由副总理孙春兰宣布的官方措施,让人想起为应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而采取的紧急措施,那次流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2000万人死亡。中国采取的措施并不能保证成功。

周二,昆明一座火车站,背着消毒设备的工作人员。
昆明一座火车站,背着消毒设备的工作人员。

有关新限制措施的消息传来之际,武汉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正遭受情感上的打击,有消息称,一名在去年12月份对疫情发出警告,但被警察噤声的医生死于冠状病毒感染。武汉中心医院在社交媒体帖子上说,李文亮医生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帖子说:“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新限制的严苛程度有可能给武汉带来人道灾难,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繁忙大都市武汉已封城,疫情始于一个多月前。孙春兰在视察时表示,这个城市和国家面临着“战时状态”。 “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要求医务工作者行动起来全天候排班,在武汉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询问密切接触者。新措施宣布两周前,中国禁止人们离开武汉,后将范围扩大到中部省份湖北的多个城市,现在限制了5000多万人——规模几乎令人难以想像。然而,确诊感染的人数大约每四天增加一倍,更多的中国城镇陷入困境,专家们质疑政府的行动是否在给民众造成了不必要的艰难,同时对疫情的缓解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截至周五,政府数据显示,该病毒已导致636人死亡,至少感染了31161人,许多人认为这些官方统计数据远不能反映完整的情况。截至周四,湖北省的总体死亡率为2.8%。当局开始将武汉的患者引导至临时改造的医院——包括体育馆、展览中心和一个小区——这些医院预期能容纳数千人。孙春兰在视察设在洪山体育馆的其中一个临时医院时说,必要时,任何需要治疗的人应被集中并强制隔离。

现被用作医院的武汉展览中心内部。
现被用作医院的武汉展览中心内部。 

“必须从源头上切断,”据中国新闻媒体《 威廉5分彩 》报道,她谈到这种病毒时说:“你们要盯紧。不能漏。” 有关新限制措施的消息传来之际,武汉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正遭受情感上的打击,有消息称,一名在去年12月份对疫情发出警告,但被警察噤声的医生死于冠状病毒感染。武汉中心医院在社交媒体帖子上说,李文亮医生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帖子说:“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新限制的严苛程度有可能给武汉带来人道灾难,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繁忙大都市武汉已封城,疫情始于一个多月前。孙春兰在视察时表示,这个城市和国家面临着“战时状态”。 “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要求医务工作者行动起来全天候排班,在武汉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询问密切接触者。新措施宣布两周前,中国禁止人们离开武汉,后将范围扩大到中部省份湖北的多个城市,现在限制了5000多万人——规模几乎令人难以想像。然而,确诊感染的人数大约每四天增加一倍,更多的中国城镇陷入困境,专家们质疑政府的行动是否在给民众造成了不必要的艰难,同时对疫情的缓解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截至周五,政府数据显示,该病毒已导致636人死亡,至少感染了31161人,许多人认为这些官方统计数据远不能反映完整的情况。截至周四,湖北省的总体死亡率为2.8%。当局开始将武汉的患者引导至临时改造的医院——包括体育馆、展览中心和一个小区——这些医院预期能容纳数千人。孙春兰在视察设在洪山体育馆的其中一个临时医院时说,必要时,任何需要治疗的人应被集中并强制隔离。

现被用作医院的武汉展览中心内部。
现被用作医院的武汉展览中心内部。 

许多医学专家认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高于官方统计数字。许多武汉居民身体不适,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患有这种疾病,他们被迫步行,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结果连病毒检测都做不了,更别说接受治疗。还有一些人穿着全套防护服,或者采取头上戴着塑料袋等临时安全措施四处行走。许多人冒着病毒在家庭和邻里传播的风险,选择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专家威廉·沙夫纳博士说,中国卫生部门在处理武汉疫情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当用于直接医疗的人力物力资源捉襟见肘的时候,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件,会有人死亡,”他说。“你不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这么多的病人。”但沙夫纳也对新措施提出了质疑,包括临时隔离避难所内的冠状病毒患者及其护理人员面临的风险。“生病的人怎么办?”他问道。“他们得到照顾了吗?什么级别的护理?在体育馆和学校礼堂这样的环境里,护理人员能否有效提供护理并保证自身安全?”其他外部专家表示,将大量病人集中在类似宿舍的设施里,为一系列传染病不经意间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很多人已经有了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照顾,”美国传染病学会会长小托马斯·法尔说:“你把他们安置在相聚很近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受到其他比冠状病毒更容易传播的感染,比如通过空气传播的结核病,以及可以在密集人群中传播的细菌感染。”疫情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几乎陷入停滞,甚至远离武汉的地方也是如此。每天都有更多城市封锁的报道,2月乃至其后的公共活动和集会取消,学校准备推迟春节后的开学时间。尽管政府公开将其描述为一场可控的危机,同时又采取了激进的措施应对疫情,但它的影响还是越过了国境。在大约2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实有近200人感染了这种病毒,中国以外也有两名患者死亡。其他国家也加紧了隔离病人的工作,包括两艘邮轮上的病人。依赖于中国庞大市场和供应链的全球企业正忙于应对冠状病毒造成的破坏,这表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总部位于香港的国际航空公司国泰航空要求2.7万名员工休三周无薪假,日本视频游戏制造商任天堂宣布,将推迟游戏机的发货。

武汉病例报告揭示新冠病毒传播细节

中国武汉一家医院收治的一名病人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了至少10名医护人员和其他四名病人,该病毒已导致超过3.4万人患病,700人死亡,并蔓延到20多个国家。
在一份针对武汉138例患者的新报告中,该病例仅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这份报告有助于解释这种疾病是如何发展和传播的。该报告是《威廉5分彩》上周五发布的两份报告之一,是迄今为止有关这种新型病毒感染者的最全面的文章之一。

同意接收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查看往期电邮隐私权声明患者年龄在22岁至92岁之间,中位数为56岁,于1月1日至1月28日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据估计其中许多人——占41%——是在医院感染的病毒,其中包括17名因其他疾病入院的病人和40名医护人员。这名感染了如此多医护人员的患者,最初未被怀疑感染冠状病毒,而是由于腹部的症状被安置在外科病房。该病房中的其他四名患者也感染了该病,很可能是从第一位患者那里感染的。这让人回想起其他冠状病毒疾病SARS和MERS暴发中的“超级传播者”,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患者感染了大量其他人,有时甚至数十人。这种现象是流行病学家的噩梦,人们对其了解甚少且无法预测。超级传播者导致MERS和SARS在医院内部大量传播。作者周五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说,他们的数据表明,这些病例中存在快速的病毒人传人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就像那位收治在外科病房的患者,其症状使医生误以为是其他疾病,并且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病毒传播,直到为时已晚。

大约10%的患者最初没有出现咳嗽和发烧等常见症状,而是首先表现出腹泻和恶心。其他不常见的症状还包括头痛、头晕和腹痛。另一个引人担忧的事情是,有些患者起初出现轻度或中度症状,然后在几天甚至一周内转向重症。从中位时间来看,从他们最初出现症状到呼吸急促是5天;到住院是7天;出现严重呼吸困难是8天。专家说,这种模式意味着必须对患者进行仔细的检测,并且不能假设在一开始没有大碍的人已经远离危险。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视频采访中说,这一发现是“提醒”医生留意这些病人。和以前有关冠状病毒患者的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发现,老年人和那些具有潜在健康问题(如糖尿病、心脏病或癌症)的患者比年轻、健康的患者更容易转为重症。总体而言,138名患者中约有26%需要重症监护;他们的中位年龄是66岁,而那些不需要重症监护的人的中位年龄是51岁。这些患者的死亡率为4.3%,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估计值。原因尚不清楚,随着更多信息的收集,数字可能会发生变化。与之前的一些报道不同,新的报道并未发现男性感染者比女性多许多:54%的患者是男性。范德堡大学传染病专家威廉·沙夫纳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患者的数据表明,这种疾病引起了肺炎和全身性病毒感染,引发了体内强烈的炎症反应。沙夫纳说:“有一些生化指标表明,人体的多个器官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并且你的炎症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这些器官的功能。”沙夫纳说,肺、心脏、肝脏、肾脏和控制血液凝结的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本身是否会感染除肺以外的器官。他说,炎症反应是严重病毒性疾病的标志,还说近年来明显可见流感等疾病引起的炎症加剧可以在急性疾病消失后持续约一个月左右,并且会增加老年人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第二份报告涉及1月16日至1月29日在北京三家医院接受治疗的13名患者。他们比武汉组患者年轻,中位年龄为34岁,无潜在疾病。只有一人是50岁以上。最小的是2岁。他们没有像武汉组的病人那样严重,而且没有人死亡。这些以健康的年轻人为主的病例应该消除掉只有老年人感染这种疾病的观念。“病毒能进入一个年轻健康的人并使其致病,”沙夫纳说。“从这篇文章提到的医护人员和年轻人中可以明显看出。”

李文亮之死给习近平带来新考验

中国武汉——死亡人数已过700。被感染者好几万。(截至2月8日24时,中国死亡病例达到811例——编注)数千万人过着行动受限制的生活,政府却试图平息人们的抱怨。但上周五,一名男子的死亡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反抗,让网络审查者面临十年来最激烈的攻势。这个人就是那位曾试图警告他人注意冠状病毒的医生。这个病毒也导致了李文亮医生的死亡,他曾因提及这个病毒而遭受训诫。人们对他去世的悲愤如洪流,时不时突破了中国十分先进的审查和宣传系统的阻挡。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把这位医生称为烈士和英雄,政府官员、名人和商业领袖们冒着被共产党指责的风险,加入到表达失望和悲伤的普通公民行列。

同意接到英国威廉五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查看往期电邮隐私权声明“李文亮的死则是一个感性的触发点,”20多岁的武汉人王宇说,他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上社交媒体圈里有关李文亮的大量评论。“他在疫情中是一个悲惨的人物,他的死则是把这种悲惨推到最高点,”王宇说。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改口说,“我担心李文亮的死根本不是悲剧的最高点。”李文亮之死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了新考验,他已经在与华盛顿新近签订的贸易协定、台湾最近的大选,以及香港抗议活动等方面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都发生在病毒从武汉蔓延出来之前。最近几周,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已转向了为中国应对疫情做法的辩护,这场疫情目前已导致3.4万人被感染,让中国的运转几乎陷入停顿。如今,政府又陷入了一场对李文亮死后遗留问题展开的拉锯战,这可能会挑战习近平的强大审查机器。

34岁的李文亮曾于五周多前在一个网络群聊中对病毒发出警告,警方当时对他进行了惩罚,以儆戒那些不遵守官方保密要求的人。他被当局传唤,并被迫在一份指责他的警告是毫无根据的非法谣言的训诫书上签了字。他周五去世后,许多中国人说,他使人难以忘怀地感受到了政府为掩盖疫情所采取的早期措施。大范围的行动限制把许多人困在家里,他们只能泡在互联网上,有充足的时间细想李文亮之死。中国社交媒体的气氛通常易怒且善变,但在哀悼李文亮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致,网上不断传来全国各地悼念他的文字。一个呼吁言论自由的话题曾在网上流行了几个小时。由于无法彻底删除这些讨论,北京当局已转向用官媒来把李文亮塑造成一名与政府事业一致的忠诚战士。一些人发帖说,对李文亮的记忆的争夺战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让人想起了SARS暴发后发生的事情,这些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

已退休的军医蒋彦永是第一个提醒人们注意SARS病例数被大范围低报的人,在记录那时发生了什么的官方历史中,他已经被抹去。相比之下,对控制SARS有贡献的医生钟南山则被当作忠臣对待。当北京需要一名向公众发布关于这次冠状病毒的坏消息的人时,他们找来了钟南山。李文亮之死也表明,网络上的愤怒有时会漫过为压制这种情绪而修建的审查高墙。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审查员们还没有如此应接不暇过,2011年温州发生的高铁事故曾引发了删不完的令人愤怒、令政府尴尬的帖子。那场事故也促使政府出台了加强互联网监管的新政策。虽然被冠状病毒暴发夺去生命的许多人生已被统计数字所掩盖,但李文亮之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疫情受害者的面孔,也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为控制疫情拼命工作的医务人员的故事。在武汉,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李文亮去世的那个悲伤日子。他去世的医院门口出现了人们自发送来的纪念他的花,还有一张黑白照片和一支烧焦的香烟——这是烧炷香的替代。白天来吊唁的人很少,可能是因为很多武汉人仍不敢去离家太远的地方。“谢谢您曾经的勇气,”一束菊花中的一条留言写道,菊花是中国人哀悼用的花。“英雄不朽,谢谢。”另一条留言写道。在接受梨视频的采访时,李文亮的母亲啜泣着诉说了自己的悲痛。她说,在前几周里,他的身体状况仍稳定,可以自己下床吃饭。她还说,只是在最后两天里,他的状况才急转直下。她说她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还描述了他留下的遭到极大打击的家庭。“(媳妇二胎)6月份马上就该分娩了,”她说,“你说咋办吧这个家?是不是破碎了?”她还表示,自己和李文亮的父亲都得了肺炎,但已经康复。“我和他爸都治愈了,可惜孩子,孩子没挺过来,”她还说。“34岁,他(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的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是忠于职守的人。”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蜡烛表情符号、李文亮说过的话和他的照片。习惯于对政治热点保持缄默、不敢激怒政府的商业领袖和名人也分享了他们的思念和哀悼。在一张流传很广的画像里,李文亮戴的外科口罩轮廓变成了带刺的铁丝网。李文亮的感染力部分来自他的普通人情感。他喜欢炸鸡腿,对樱桃价格涨得太高生气,还不得不经常在医院加班。像中国许多人一样,他把这些琐事都在网上写了出来。用户们在微博网站上重现了他曾经有过的想法。“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在一条典型的古怪微博中写道,那是他对鸡蛋煎饼起源有感而发的。“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的官媒也发表了官方对他的追悼,有些悼文还巧妙地使用了他的故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没有把他当作对病毒发出警告的凶事预言者、而是当作一名应对疫情的一线医生来纪念。虽然李文亮曾表示要帮助同事们战胜疫情,但他是眼科医生,在治疗一名青光眼病患时被传染了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舍小家,为大家,迎难而上,英勇奋战在抗疫最前线,”卫健委在悼词中说。悼词还说,对这些“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工作者,“我们表示崇高敬意。”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央视则试图将李文亮与习近平本人关于抗击疫情的言论直接联系起来。央视在一则评论中说,“战胜疫情魔鬼,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魔鬼的说法附和习近平对疫情的描述。上周五,迫于公众压力,中共官员表示,将由掌握大权的中纪委派一个小组去调查有关李文亮死亡的情况。国家监察委员会已“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国家监委网站周五发布的仅有一句话的声明说。中共对公众愤怒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很罕见。一些高级官员和官媒也在齐声悼念李文亮。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市政府都在网络声明中对李文亮的逝世表示了哀悼。

在去世前一周,李文亮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他对时报说,“如果官方提前公布疫情信息我想会好很多。应该更公开透明。”“觉得比较委屈,但是只能接受,”他在谈到自己被训诫时说。“明明出于好意。”“挺难过的。那么多人生病甚至失去亲人。”